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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俭建:培育适应新时代 专门协商机构的协商文化
      来源:《中国政协理論研究》2021年第1期·总第57期 作者:姚俭建 编辑:刘佳韵 日期:2021.04.02

          在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体现浓郁中国特色的协商文化正迎来创新性建构和进一步培育的新阶段。培育适应新时代专门协商机构的协商文化,体现着人民政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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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协商文化的内在结构

          在规范的意义上讨论,任何文化内部都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内在的有机联结体。协商文化也不例外。从内在结构上分析,协商文化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表征協商主體活動平台、中介、環境的物質形態層面。它是指凝聚著協商文化抽象內容的外在物化顯現,既包括協商主體、組織機構整個物質和精神的活動過程、協商行爲、協商産生的功能等外在表現形式,如話語體系和文本載體、有形表征符號等,也包括了協商組織機構實體性的文化設備、設施等,如帶有協商組織色彩的工作環境、運作方式、圖書資料館、文化俱樂部等協商載體物化環境。物質形態層面是協商文化最直觀的部分,也是人們最易于感知的部分。 

          二是在協商實踐中建構起的規範協商主體行爲總體規範的制度規章層面。它涉及協商主體及其組織機構文化特色的各種規章制度、道德規範以及協商主體行爲准則,還涉及協商平台或機構內部分工協作關系的組織結構。制度規章層面的協商文化融文化與制度于一體。一方面,協商文化的價值理念往往滲透在制度規章之中;另一方面,以約定俗成、或習慣、或特定文字形式表征的制度規章,又體現著特定的協商文化。因此,這種獲得協商主體運作規範共同特質的特定途徑,其實就是制度規章層面具有交流和傳遞功能的協商文化。

          三是在協商活動中形成的約定俗成的行爲模式層面。作爲協商行爲的定型化,行爲模式是協商主體具有明確動機、目標和協商特點的協商活動結構、內容以及有規律的協商行爲體系。在行爲模式層面,“協商”體現各參與主體在協商活動中通過平等真誠的討論和對話,共同參與公共決策與國家治理。這種協商行爲以求同存異、維護整體利益爲原則,既尊重多數也照顧少數,既關注結果也重視過程,在相互理解和充分溝通的基礎上達成最大共識。

          四是在協商活動中孕育出來的價值理性、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具有主觀因素的價值理念層面。協商文化是反映我國愛國統一戰線、多黨合作制度和協商民主實踐的文化形態,從本質上來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靈魂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特點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集中體現著在民主、協商、參與、包容基礎上的大團結、大聯合。其本質屬性是團結、民主、和諧;基本精神是合作、參與、協商。價值理念層面的協商文化在思想共識上具有凝聚、導向等功能。協商文化的物質形態、制度規章、行爲模式、價值理念四個層面構成了相互聯系、滲透與作用的內在結構。

          二、新时代协商文化的与时俱进

          新时代协商文化在物质形态、制度规章、行为模式与价值理念四个层面蕴含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思想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制度形态、工作方法及独有的风格和气度,表征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制度和协商民主实践的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制度化和社会化的持续建构过程,协商文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协商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历史上,中国早已有了协商议事的文化理念与成功实践。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观念无一不体现协商文化理念的真谛。在中国,“协商”一词由来已久。在中华民族的话语系统中,“协商”的原意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因而浸润着整体系统与圆融感通的哲学智慧以及持中道求和谐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协商文化的生成不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联系,也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仅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独具原创性、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重要的文化基础之一。

          历史地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与群众路线一起,共同构成了党探索和积极推进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实践形式。它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精髓,目的就是树立和弘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地位。从文化结构上分析,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无疑是彰显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两大革命文化要素。它们与我国古老的协商智慧一起共同催生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实践的最初进程。尤其是作为协商文化的实体化运作,协商建国是我国协商民主最重要、最成功的实践。自此之后,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将现代民主政治机理与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相结合,既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又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体现中国协商民主的形式是多层次的。 在新时代,人民政协需要肩负起时代使命,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围绕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培育与专门协商机构相适应的协商文化,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

          三、适应新时代专门协商机构的协商文化

          协商文化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孕育和催生人民政协的基因,是渗透在政协工作方方面面的血脉,是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人民政协自成立以来,不仅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而且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弘扬协商文化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

          与新时代专门协商机构相适应的协商文化,既是新时代协商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体现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特色的文化。概言之,这一具有人民政协这一组织特色的协商文化是在人民政协70多年的履职实践中逐渐为一代又一代政协委员、政协活动参与者所普遍认可和遵循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彰顯人民政協的曆史傳統與時代特征有機統一。作爲新時代專門協商機構,人民政協在國家政治制度的層面上與協商民主、治理結構具有極高的相關度,已經嵌入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並成爲實際運行的制度安排。在70多年的曆史發展中,協商民主實踐賦予了人民政協豐富而又深刻的政治內涵。人民政協制度的産生和成長過程彰顯了“協商民主特質”和“中國特色”兩大品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政協在協商中促進廣泛團結、推進多黨合作、實踐人民民主,既秉承曆史傳統,又反映時代特征,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點和優勢。”① 

          二是協商的物質形態、制度規章、行爲模式與價值理念四個層面相協調。在物質形態層面,作爲中國特色的政協文化,它也有表征自身特質的符號系統,並在內外環境中體現出來。這些具有政協文化指示性和獨特象征意義的符號,蘊藏了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信息。在制度規章層面,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是制度化的協商民主,是通過具體的制度設計、體制機制建設和程序設計,將協商民主以規章和制度等規範形式確立下來,並在實踐中得到穩定持續實施的民主形式。在行爲模式層面,人民政協依托不同的協商主體,形成了全體會議整體協商、常委會會議專題協商等協商民主形式。網絡議政遠程協商會、雙周協商座談會等形式,已成爲新時代人民政協溝通思想、建言獻策、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重要渠道。在價值理念層面,新時代協商文化既反映了物質形態、制度規章和行爲模式層面的總體特征,又充實和豐富了新時代的價值內涵。

          三是民主、協商、參與、包容精神的綜合體現。民主是協商的精神,協商是民主的表現。民主的性質決定了協商的質量。公民參與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能夠更多地包容不同利益需要、更好地開展協商對話、更主動地尋求共識。因此,民主、參與是進行協商的前提條件。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通過人民政協這一民主形式得以部分實現。人民政協作爲協商民主的專門協商機構,彙集了統一戰線各方面的人士,廣泛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對國家事務和社會發展各方面重大事項進行充分協商。堅持和完善人民政協這種民主形式,既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又體現了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的優秀文化傳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包容各界是人民政協的優勢之一。在協商過程中,包容是能夠協商的基本要求。人民政協的協商主體涵蓋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各階層等社會各界、各方面人士,蘊含著民主、協商、參與、包容的精神,在充分、民主、平等、真誠的協商討論中達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既反映多數人的普遍願望,又吸納少數人的合理主張,既聽取、支持一致性的意見,又聽取不同、甚至批評的聲音,能夠最充分地調動社會各方面人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利于推動黨和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凝聚各方力量,集中各界智慧,形成強大合力。

          四是導向、凝聚、激勵與約束的功能融爲一體。協商文化在思想共識上具有導向、凝聚、激勵與約束四位一體的功能。其中的價值理性是一種制度性的精神形態,可以引導人們的協商理性和目標取向;同時,這種協商文化的價值理性能夠凝聚人心、凝聚共識,能從價值認知上解決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的問題。協商文化的制度規章、行爲模式乃至物質形態,都能起到導向、凝聚、激勵、約束的功能。

          四、新时代协商文化的培育路径

          新时代协商文化功能如何发挥、如何体现、如何创新,是一个崭新的大课题。协商文化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切实加强适应新时代专门协商机构的协商文化建设,对于更深入地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性质、地位和作用,更准确地把握政协工作理念、规律和特点,更好地把准创新政协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更有效地服务于工作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路徑之一,總結、提煉協商實踐創新的經驗,豐富適應新時代專門協商機構的協商文化。新時代協商文化的與時俱進與人民政協的履職實踐、協商平台建設、協商環境改善緊密相連。新時代人民政協的創新性履職實踐爲協商文化提供著源源不斷的養分。通過總結凝練,協商文化的價值理念隨著人民政協履職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進而推進協商制度規章、行爲模式的創新。不僅如此,協商文化的物質形態、制度規章、行爲模式和價值理念又反作用于人民政協履職實踐,並推動著人民政協履職工作的創新發展。

          路徑之二,在繼承與創新中協調推進協商文化的物質形態、制度規章、行爲模式和價值理念的有機融合。適應專門協商機構的協商文化建設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系統工程。既要繼承已有積極成果,又要在實踐中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使協商文化建設與政協工作的創新實踐同步伐、相適應。在價值理念層面,要深化研究,努力實現對協商文化的理性把握。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協商理念,弘揚中國共産黨的協商傳統和新時代的協商精神。同時,在制度規章、行爲模式層面,要進一步深化對政協制度、體制、機制的科學內涵、基本要素和結構體系的研究,進而對專門協商機構的協商文化有一個更加全面、准確的把握;要結合政協工作制度、體制、機制的創新,進一步深化對協商文化建設與政協工作制度創新的內在聯系的研究,在建設協商文化的同時,更好地推動政協工作的開展;要進一步深化專門協商機構的協商文化與整個協商文化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形態的關系的研究,不斷提高新時代人民政協協商文化建設和政協工作創新的水平。

          路徑之三,優化協商文化建設的主體,提升各協商主體理性協商的能力。協商文化的培育最終是要落實到人。對于各級人民政協組織來說,要積極營造專門協商機構濃厚的協商文化氛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物質形態層面的協商文化載體,在政協工作中大力宣傳協商文化,提倡協商文化,弘揚協商文化,踐行協商文化;要挖掘制度規章、行爲模式和價值理念層面的時代內涵,發揮網絡、各類媒體的作用,廣泛深入地宣傳新時代協商文化建設的內涵、要求,烘托整個社會的環境氛圍,增強社會各界對協商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要利用各類學習會、報告會、讀書會、培訓會,組織廣大政協委員和機關工作人員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結合政協實踐深入研討協商文化,使協商文化所倡導的思想理念、價值追求、思維方式、工作方法內化到各類建設主體的精神世界中去,轉化爲協商主體、協商文化建設者的自覺行動,進而成爲新時代協商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實踐者。

      注釋:

      ①(受權發布)習近平:“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參見中新網,http://w.chinanews.com/gn/2019/09-20/89614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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